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調升回3%

全球經濟繼續從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中逐步復蘇。從近期來看，不可否認已出現了進展的跡象。

盡管環境仍充滿挑戰，但在勞動力市場意外走強下，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活動展現了韌性。能源和食品價格已從沖突引發的峰值大幅回落，使全球通脹壓力緩解的速度快于預期。由于美國和瑞士當局采取了有力行動，3月銀行業混亂后的金融動蕩得到了抑制。

但現在慶祝勝利還為時過早，未來仍存在諸多挑戰。

根據我們的基線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從去年的3.5%放緩至3%，較我們4月預測上調了0.2個百分點。全球通脹預計將從去年的8.7%下降至今年的6.8%（下調0.2個百分點），到2024年則將下降至5.2%。

經濟放緩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其增速將從2022年的2.7%降至今年的1.5%，明年仍將保持在1.4%的低迷水平。歐元區繼續受到去年戰爭造成的天然氣價格飆升的影響，其增速料將急劇降低。

相比之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仍有望回升，同比增速將從2022年的3.1%加速至今、明兩年的4.1%。

但這一平均值掩蓋了各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其中，亞洲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的增速預計為5.3%，而許多大宗商品生產國將因出口收入下降而遭受損失。

經濟增長強于預期，而通脹低于預期——這些都是好消息，表明全球經濟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不過，雖然一些不利風險有所緩解，但風險仍偏向下行。

首先，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活動正在失去動力。全球貨幣政策的收緊使政策利率進入了緊縮區域。這已開始拖累經濟活動，減緩了非金融部門的信貸增速，增加了家庭和企業的利息支付，并給房地產市場帶來了壓力。在美國，與疫情相關的轉移支付幫助家庭度過了生活成本危機和信貸環境的收緊，但目前其帶來的超額儲蓄已幾乎耗盡。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問題懸而未決，有跡象顯示經濟重新開放后的復蘇失去了動力，這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影響。

其次，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價格的核心通脹仍遠高于央行的目標，預計將從今年的6%逐漸下降至2024年的4.7%（上調了0.4個百分點）。更令人擔憂的是，發達經濟體的核心通脹預計將在今年持續處于5.1%的年均水平，之后預計將在2024年下降至3.1%。顯然，對抗通脹的斗爭尚未取得成功。

對于頑固的通脹而言，關鍵在于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工資-利潤動態。勞動力市場仍然是一個突出的亮點，許多經濟體的失業率都低于疫情前水平，而就業則高于疫情前水平。在大多數國家，總體工資通脹有所上升，但仍落后于物價通脹。原因很簡單，且其與所謂的“貪婪通脹”（greedflation）無關：當名義需求遠遠超出經濟體的產能時，物價的上漲速度就會快于工資增速。因此，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實際工資在2022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下降了約3.8%。

較低的實際工資轉化為了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這可能部分解釋了在增長放緩的情況下為何勞動力市場依然強勁。但在許多國家，觀察到的就業的增長超出了勞動力成本下降所對應的程度。可以說我們尚未完全搞清其中的原因。

如果勞動力市場保持強勁，我們應預計（并歡迎）實際工資出現回升。這意味著即使物價通脹下降，名義工資的增長也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強勁。事實上，兩者之間的差距已經開始縮小。由于普通企業的利潤率在過去兩年增長強勁，我仍然相信，企業仍有空間在不引發工資價格螺旋的情況下滿足實際工資的反彈。 由于主要經濟體的通脹預期保持良好錨定，加之經濟放緩，市場壓力應有助于遏制勞動力成本向價格的傳導。

這些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變化非常重要。在短期內，如果經濟狀況惡化，風險是企業可能會改變方向，大幅裁員。另外，就業的強勁復蘇，加上產出僅略有增長，表明勞動生產率（每小時工作的產出量）已經下降。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則將是中期增長的一個不利兆頭。

雖然貨幣政策收緊、銀行貸款放緩，但自3月銀行業壓力以來，金融環境已有所放松。股市估值飆升，尤其是在科技行業的人工智能領域。市場預期美國的利率路徑將更加有利且風險偏好將上升，推動美元進一步貶值，這將為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緩解。展望未來，如果通脹意外上行或全球風險偏好惡化，則存在市場大幅重新定價的危險，將導致資金逃往美元安全資產、借貸成本上升以及債務困擾加劇。

希望隨著通脹開始消退，我們已經進入了2021年以來通脹周期的最后階段。但希望并不是一種政策，而要達到通脹周期的最后階段可能十分棘手。目前，通脹的風險已更加平衡，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不太可能需要進一步大幅加息。一些拉丁美洲經濟體的利率已經達到頂峰。然而，避免過早放松利率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在持續出現明顯信號、說明潛在通脹有所降溫之前，不應降息。現在我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與此同時，各國央行應繼續監測金融體系，隨時準備好使用其他工具來維護金融穩定。

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實施了大量的財政支持，而現在是它們逐步重建財政緩沖、提升債務可持續性的時候了。這將有助于維護金融穩定和提高降通脹戰略的整體可信度。這并不是呼吁實施一般性的財政緊縮：財政整頓的速度和構成應考慮私人部門需求的大小，同時為最脆弱群體提供保障。不過，一些財政整頓措施看起來是非常合適的。例如，隨著能源價格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能源補貼等許多財政措施應逐步取消。

財政空間也是實施諸多必要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這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尤其如此。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過去十年來人均收入的中期增速表現不佳。與高收入經濟體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均收入增速的放緩更為嚴重。換言之，它們追趕更高生活水平的前景大大減弱了。與此同時，債務水平上升阻礙了許多低收入和前沿經濟體實現更快增長所需的投資，而許多經濟體面臨著陷入債務困擾的巨大風險。贊比亞最近在債務處置上取得了進展，令人鼓舞；但其他重債國也迫切需要取得更快的進展。

增長放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害政策的溢出效應。如果地緣經濟割裂加劇、全球經濟分裂成相互競爭的不同集團，那么更多依賴全球經濟一體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將首當其沖。氣候轉型進展不足，將使較貧窮國家更易受到日益嚴重的氣候沖擊和全球升溫的影響——盡管它們只占全球排放的一小部分。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多邊合作仍然是確保所有人享有安全和繁榮經濟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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